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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週前才接受膽結石摘除手術的達賴喇嘛今天下午在東京一家飯店與兩百多名華裔人士進行一場交流會。

他顯得精神奕奕，在約兩個小時的交流會上侃侃而談。

他說，一九七零年他就做了決定，西藏未來唯一的方向就是與中國政府和談，不追求獨立，只求完全的自治，但中國政府一直講他是分裂主義者，還妖魔化他。

他說：「三月西藏發生鎮壓事件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外講說，事件是我製造的、是有組織的行動。但我希望中國政府派專人到印度、達蘭薩拉等地調查，我們願意將所有檔案、我對外的談話等資料公開，但至今都沒人來查。」 他表示，在流亡社會中，藏人完全是民主的，所以有些藏人開始質疑他的「中間道路」的方案。西藏青年會的成員追求西藏的完全獨立，這和他所主張的「中間道路」，基本上兩個不同的路。

他說，今年三月西藏發生鎮壓事件以來，西藏很多人的狀況變得非常糟。過去與中國政府談判這麼多年，對西藏狀況沒有改善，從民主的角度來看，他無法承擔這個責任。所以他只好呼籲，在這個月召開一場世界藏人代表大會，決定未來要走什麼道路。

他說：「我們是民主的，不是集權的。我不能說我是達賴喇嘛，我的所有決定都是正確的。」 他痛批說：「中國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新聞的自由，所以很多人對於真相不了解。」他說，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欺騙、壟斷，讓他感到很失望。

他說，現在他對中國政府的信賴愈來愈小，將但對中國人民的信賴不變，他將希望寄予中國人民的身上。

他說，一九五四年他到北京與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等人會談。一九五五年，他從北京回西藏途中，在拉薩的路上，他遇到一位軍官，還跟他說：「我去年帶著懷疑的心態，但我現在心中很滿足。」沒想到一九五六年情況開始起變化。一九五九年西藏發生變動。

他說，見了毛澤東很多次，那時對整個狀況蠻有信心的，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藏人可活得很好，當時他甚至還想過要當共產黨員。

一九五五年時，毛澤東對他說：「西藏在歷史上曾經強大過，現在變弱了，我們可以幫助，或許二十年後，變成西藏強大時，我們需要西藏的幫助。」 另外，一九五六年時，當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特別跟他提及，北京政府對西藏的對待與其他省不一樣，是特殊的，北京政府只有與西藏簽協議。

達賴喇嘛說：「如果很詳細地去了解的話，或許可知，簽的內容與『一國兩制』是一樣的。但那之後，西藏的狀況不要說變好了，卻是變成最差的，完全置於高壓統治之下。」 他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現在喊建立「和諧社會」、「穩定與團結」，這些他完全支持。但是真正的和諧、團結是要發自內心的信賴，否則就像在喝茅台酒時光喊「乾杯、乾杯」，那是無法真正團結的。

他認為，不能說一個西藏人提出一個意見或不一樣的想法，馬上就會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一開始就採打壓的方式，根本無法有實現穩定與團結的社會。

達賴喇嘛以詼諧的口氣說，中國革命是靠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不是資本主義，但最近中國實質上是實施資本主義，這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吧。

達賴喇嘛說，他個人至今仍信仰馬克斯主義，認為這主義是要追求經濟的平等，資本主義不是要利益更多人。他也不支持列寧主義，因為那是一種極權主義。

達賴喇嘛用中文說：「我第一次到台灣，見到連戰，我就說我不是反共的，當時連戰答說：『我是反共的、我是反共的』。 」 他也說，現在中國實施共產主義，貪污腐敗現象嚴重，農人、工人都活得很辛苦。現在中國是共產主義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社會，這是矛盾的。對於中國出現貧富懸殊的情況，讓他覺得內心十分難過。

達賴喇嘛表示，如果他有生之年能回到中國大陸的話，他要實現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他所許的心願。那就是，在天安門廣場前，當年很多學生殉難的地方辦一場法會，消除罪過。

達賴喇嘛昨天抵達東京，此行主要是為參加福岡縣佛教聯合會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大會，十一月四日預定在福岡縣進行演講。六日在東京進行演講。預定七日離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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