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使審前羈押 真的該謹慎從事 2008-11-17 中國時報 【中時社論】
2008-11-17 中國時報 【中時社論】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8111700074,00.html
因拒絕交保而遭到審判前羈押的雲林縣長蘇治芬，絕食抗議數日之後，檢方以貪汙之名起訴求刑十五年，日前為法院釋放候審；前總統陳水扁亦因貪汙等重罪罪嫌及有串證之虞，遭檢方聲押獲得法院同意，他進入看守所後亦不進食。另因案收押的嘉義縣長陳明文也於看守所絕食數日。在野政治人物面臨刑事追訴與審前羈押，因而絕食抗議固然不值得鼓勵，一時形成司法與政治糾纏不已的烏雲密布，卻應釐清此中問題所在。
被陳瑞仁檢察官稱為「檢方辦案群組化」的現象，也正是馬英九總統於就職演說中，矢言台灣不應再有的「選擇性辦案」。由於法務部長不於事前指揮個案，檢察總長負責領導檢察機關，在檢察一體原則下，不能對短期內因檢察執法形成的政治緊張關係視而不見、無所檢討。對刑事訴訟審前羈押制度遭到嚴重誤用，在此要坦率針砭，提醒檢察總長約束僚屬的過當乃至違法行為。
不論犯罪者如何可惡，無罪推定原則是民主法治國家絕對不能撤守的堅持。偏偏無罪推定原則在負責追訴犯罪的檢察機關言之，卻是一道難關。因為檢方偵查犯罪時，任何起心動念都必先假設辦案對象就是犯罪，偵查行動才變得可能。檢方的辦案心理既然極難根據推定無罪運作，我們就必須依賴法官審案時嚴格把關。此中最為緊要凶險的一項程序，就是審前羈押的准駁，因為審前羈押正是「非經法院審判不得處罰」的例外。審前羈押其實就是未經全程審判而施以實質處罰的拘禁，若無嚴格控制，無罪推定即成空談。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制規定得為審前羈押的四種情形：虞逃羈押、虞犯羈押、串證羈押與重罪羈押，均要求聲請羈押的檢方提出明顯證據，以邀法院的同意。其中前兩者在各國刑事制度上亦屬常見，後兩種則極具爭議，運用上必須特別謹慎。但是後兩項卻正是檢察實務偏好慣用的聲押理由，最近涉及在野政黨人物的幾項羈押，也正是根據後兩項規定為之。
先談重罪羈押。檢方聲請重罪羈押應是以為犯罪證據確鑿，但是由於法院審查檢方聲押的時間極其有限，實質上等於已在進行審判。法院一旦同意羈押，日後再要判決無罪，勢必反證此一羈押決定之草率。法院核可重罪羈押，無異是在數小時之內加速完成累月經年之審判程序才能得到的判斷。除非法院極有把握，斷不能輕率同意羈押。換句話說，如果法院不假思索地為重罪聲押背書，不但自我限縮了日後審判空間，也將使得重罪羈押脫離無罪推定，違背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檢方辦理重罪案件當然樂於聲請羈押，壓縮法院審判空間，法院卻應有分寸，嚴格把關才是道理。
再說串供羈押。聲請串供羈押，應由檢方證明有勾串之虞的事實，法院才該准許；不能只因嫌疑人行使緘默權或是回答偵訊不如檢方心意，即可交付羈押。此中幾個法院不可不慎的道理：第一，檢方保全證據的優先選擇，是搜索羈押證據本身，不該是羈押人身自由；第二，檢方如已掌握確鑿證據，應迅付起訴，而非聲請羈押以震懾被告、為己立威，企圖在審前形成被告有罪的印象；第三，湮滅、偽造、變造或隱匿證據，本身就是犯罪行為，同樣適用無罪推定，如果因檢方認定湮滅證據，法院就必須於審前允許羈押，豈非一概否定無罪推定原則也適用湮滅證據罪？檢方偏好聲請串供羈押，有檢方的道理；法院不能來者不拒，也有法院的理由。
應附帶一提的是，羈押法規定，非有事實是認有暴行、逃亡或自殺之虞者，不得施用戒具束縛身體。實務上顯然卻將施用戒具認為當然。陳水扁帶手銬進法院，檢方既聲請逃亡羈押，若不認為會有暴行或自殺行為，就不該帶戒具。問題不在扁應得到特殊禮遇，而在於戒具不是用來折損尊嚴的工具。不假思索就讓扁戴上手銬，顯示檢警的基本動作缺乏法治素養，平素不知威脅幾許平民人權，才會在扁身上也犯同樣錯誤。
馬總統在野期間獲判無罪時，曾領略到檢察機關可能如何濫施追訴犯罪的權力；現在換人執政，應循有效途徑約束檢察機關，避免同類錯誤發生在在野政治人物身上。過猶不及，不該犯的錯誤，可能使原本存在的執法正當性喪失；人權保障不該因人而異，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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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制檢方「權力」，請即停止濫權拘押
http://www.southnews.com.tw/polit/polit_00/13/02240.htm
／謝清志
前國科會副主委
七月卅日，曾因所謂的「南科高鐵減振工程弊案」被起訴的十位「貪官」、「奸商」與「學術蠹蟲」一審全部被判無罪（廠商另因違反《公司法》被判徒刑得易科罰金），而我就是媒體形容的貪官。
近來特偵組及部分地檢署的種種作為，無異押人取供，不禁讓我想起過去兩年多的折磨與煎熬，尤其是五十九天的收押禁見。
2006年5月23日我到南檢應訊，經過幾個小時疲勞問訊後，檢察官說我涉嫌重大，要求當庭收押，我立即被戴上手銬；請注意，此時我還只是一位嫌疑人而已。
幾個小時後才開始的羈押審理庭上，法官質疑檢察官證據不足，檢察官眼看情況「不妙」，竟要求延後審理，我的律師抗議無效；再過幾小時，三位法官（又加入另二位法官）同意了檢察官的主張。
於是，我被收押禁見，隨即送往看守所，開始在「五乘九台尺」的空間內與其他嫌疑人共同生活，每回進出還得檢查私處。請注意，在法院宣判之前，我還是一個無罪之身的人，但已開始接受「犯人」般的對待。
五十九天後，也就是二個月羈押期屆滿之際，檢察官還想繼續羈押我，提出的理由竟包括「還有一位證人尚未傳訊到案」。這回，法官不同意檢察官的主張，我因而順利交保。
台灣的檢察官辦案動輒以預防「串供」、「湮滅證據」為由羈押嫌疑人，當時我被收押禁見，檢察官也持同樣的理由。
我被羈押，我當然無法「串供」；結果竟是檢察官在「外頭」，透過傳訊相關人士，開始編撰我們的犯罪故事。
我被羈押，我當然無法「湮滅證據」，因為幾乎所有資料都已被檢察官查扣了；結果竟是檢察官片段、扭曲地拿出所謂不利於我的「證據」。後來，我在檢方未查扣的資料中找到一些有利於自己的證據，我直呼阿彌陀佛，如果當時這些也被查扣，我的有利證據豈不被湮滅了？
直到今日，我已二審無罪，當初檢察官從我這邊所查扣的資料完全沒有歸還。一審過程，我向檢方索討銀行存摺，檢方竟要我直接向銀行宣稱「遺失」，藉以換發新存摺。
換言之，檢察官羈押了我，結果卻是他開始進行他的「串供」與「湮滅證據」。
然而，更嚴重的是，我被收押禁見，不只無法串供、湮滅證據，我還在檢察官不斷偵訊、洗腦下，開始懷疑起自己，以為自己真的就像檢察官所稱做了什麼犯法的事。
二千多年前，《戰國策》上「曾參殺人」的心理學問題在我身上應驗了；曾參的母親在外人連說三次「曾參殺人」後，也開始懷疑起自己的兒子真的殺了人。在看守所中，檢察官詢問某項決策是不是我做的決定，某項資料是不是我洩露的，第一次我還自信地否認，第二次我還是否認，但內心竟開始自我懷疑；直到我交保之後找出有利自己的證據之前，有好一段時間，我還不時懷疑自己可能真的做了什麼不法的事。
目前特偵組檢察官之一的朱朝亮，就是2006年台南地檢署起訴我們時的檢察長，他後來在接受《今周刊》（2007年7月23日）訪問暢談其辦案經驗時竟說到：「檢察官辦案不要當事人被判有罪，但至少要讓他們得到『教訓』。」
檢察官憑什麼權力來決定一個人該不該接受教訓？這不正是白色恐怖時期未經審判即無端遭受「管束」的許多受害者的下場？
一個檢察官，有本事就該拿出證據來起訴嫌疑人，如果明知無法定罪卻還要以起訴來「教訓」嫌疑人，心態可議；檢察官在聲押嫌疑人時，何嘗不是朱朝亮這種「整人」的心態？
我在看守所五十九天期間，曾有三位「牢友」和我關在一起。我有三位律師，時時逼著檢察官儘速查案，好讓我這位當事人早日交保，但我那三位牢友命運全然不同。
第一位牢友被羈押近四個月後交保，第二位牢友被羈押五個星期後交保，第三位牢友在我交保時已被羈押一個半月。他們在這段羈押期間，檢察官從未就案情提訊過他們。檢察官在順利將他們羈押進看守所後，似乎就忘了他們的存在；在法院判決之前，他們還是無罪之身，檢察官能用羈押來「整」他們嗎？這就是朱朝亮所謂的「教訓」嗎？
「無罪推定」與「證據裁判主義」是法學ABC的入門知識。無罪推定，就是在法院判決之前，所有人，即使是嫌疑人，也要被推定是無罪的；證據裁判主義，就是檢察官要指控他人犯罪，法官要判人有罪，都要根據「證據」，而且，這些證據還不能只是一般的合理懷疑而己，也就是要「超越合理懷疑」的程度。
例如，甲匯了一筆錢給乙。一般合理的懷疑，可能包括了：一、甲「送」乙；二、甲「還」乙；三、甲「賄賂」乙；四、甲受乙脅迫而支付的金錢等等。然而，在法庭上，檢察官有責任提出具體證據，讓人確認就只有上述某一種狀況，而不會有其他可能。
我與其他被告遭起訴，就是檢察官依其「臆測推論」而編撰了一個虛構的犯罪故事；而我們一審得以清白無罪，就是檢察官的這些「臆測推論」或「合理懷疑」完全禁不起證據的檢驗。
然而，我們的聲譽受損，如何補償，我們的公道，誰能還？
假如，司法偵查與訴訟是一場「競賽」，代表國家的檢察官自始就居於優勢，因為他擁有搜索、調查、調閱（包括政府與民間資料、當事人隱私資料）、監聽、限制出境等手段；相反地，嫌疑人或被告，除了花錢請律師辯護外，幾乎沒有什麼力量與之抗衡。更甚者，檢察官任意指控，完全不負舉證責任，被告還得找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這是一個民主國家司法制度應有的「遊戲規則」嗎？我不相信！然而，這確實存在於所謂的民主化台灣社會中！
假如，這場競賽要趨於公平，檢察官的「權力」應受節制，檢察官的辦案「能力」該被提升，而不是檢察官躲在制度的優勢裡來掩飾其無能與濫權。
現行的羈押制度，只會讓檢察官便宜行事，嫌疑人卻因此喪失自由，被剝奪為自己尋找有利證據的機會，羈押變成對他們的另類刑求與逼供。
在此，我以切身慘痛經驗鄭重要求：「立即停止『濫權』羈押。」今後，除了「危害自己或他人安全之虞」外，不得以「串供」或「溼滅證據」等理由，羈押任何人。
同時，在法院判決之前，所有人都是無罪認定，且應受人權保障與合理對待；檢察官要指控他人犯罪應負舉證責任；法院本於證據裁判主義，唯有在強而有力的證據下才可定人於罪。（謝清志／前國科會副主委）
| http://www.southnews.com.tw | 2008.1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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