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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 開示

西藏人有很多壞習慣，其中一個壞習慣，就是經常有人把一個人的名字所代表的階級，看得比那個人的品質還要重要。舉例來說，我自己，不管你相不相信，或是真是假，現在用蔣揚欽哲仁波切轉世的這個名字，上一世欽哲仁波切正好是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的老師，所以從階級的立場來看，我坐得比堪布高。但在今天晚上開示之前，我要先告訴你們，你不該受座位高低的騙。實際上就是因為階級的緣故，讓我吃這樣的苦頭，必須坐得比堪布高；其實堪布比我更有學問，又是一位好的修行人，更是我的老師。

雖然這樣說，有時候頭銜或階級還是有它的功效，如果不是因為這個頭銜、名字或階級的緣故，堪布仁波切不會在這個地方，因為如此，我現在要講個短故事給大家聽，同時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永遠忘不了1982年的冬天，那年我在錫金的西部，預備建一所小學校。那裡非常落後，沒有電，那天晚上，連燈都沒有，那時有一位又老又疲憊，連衣服都穿不好的一位老人到我這裡來；他背後背了一個很大的包包，他向我頂禮三次，而且好像有一點顫抖的樣子。我問他：「你是誰？」他說：「我是貢噶旺秋，我今天到這裡來，是因為你叫我來的。」

這之前當然有更多的事情。

我22歲時剛好完成佛教哲學的訓練，我問我的根本上師，我這一輩子該怎麼過？多半根本上師都回答，我這一生應該努力試圖恢復宗薩佛學院。

宗薩佛學院，以前在西藏是非常聞名的一所學校。一直到今天，實際上在西藏一些最出名的學者、作家，尤其是薩迦、寧瑪和噶舉這三派，大都出身於宗薩佛學院。

這些從宗薩佛學院畢業，現在很出名的，當然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是其中之一，另外在美國的種巴仁波切、達湯祖古、常來臺灣的堪布阿貝仁波切等，這些學生都做了很多佛教的事業。

文化大革命是件很大的災禍，所以當我的上師要我試圖恢復宗薩佛學院時，我不只沒錢，甚至沒任何主意來恢復學校。現在回想起來，真的不知當時那種狀況，如何能將學校發展成今天這麼大。到今天為止，宗薩佛學院大概有來自110所不同寺院的僧侶到這裡讀書，當然現在宗薩佛學院還不算很大的大學。

要建立一所學校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老師。我不知你們對這瞭解多少，我舉個例子，我以前在研讀般若經時，那時18個人共用一本教科書，狀況是如此艱難，所以當我的上師跟我說，應該要恢復宗薩佛學院時，這實際上是件非常巨大的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還沒有開放，但那時和外界的溝通已經開始了。所以那時我偶爾會碰到剛剛從大陸逃出來或出來的人。那時我聽到他們說，有幾位宗薩佛學院非常有學問的學生還活著，其中一位是堪布倩拉興給，另外有一位目前是四川宗薩佛學院的校長貝瑪達木卻，還有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

那時我根本不知這三位堪布的地址，我寫了很多信，也錄了錄音帶寄去，跟他們講說，我應該是確吉羅卓的轉世，或有人把我看成是確吉羅卓的轉世。現在我的上師要我恢復宗薩佛學院，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找老師，你們三位堪布如果可能的話，最好三位都來，或至少有一位能到印度來見我。

堪布倩拉興給是其中最資深的，但是他的兩隻腳在文化大革命時受傷，沒辦法到印度來。堪布貢噶旺秋那時還在監牢裡，他先接到我的信，然後收到錄音帶。後來我與堪布仁波切談話時，他告訴我從接到信的那一天起，他就下定決心，只要他從監牢被放出去，就立刻到印度去。

那時堪布仁波切其實已經服完刑期，但是因為官僚體系所以還需要一陣子才能被放出去。到印度之前，他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替他僅存的妹妹建一棟房子。然後，他就從四川一路「走」到印度，這不是開玩笑，現在我們到哪去都坐車，還抱怨坐車好辛苦，很累；可是這位坐在我左邊，看起來好像很脆弱的人，竟然從四川走到印度。那時他只想一件事，就是恢復著名的宗薩佛學院，然後就在剛才說的時間，在錫金他第一次見到我。

當時我不知他如何想，我只能猜他的老師蔣揚欽哲確吉羅卓是二十世紀最偉大，最頂尖的上師，可是三十年後，他看到坐在法座上這位年輕、被寵壞的人，應該是他上師的轉世；如果情況反過來，假如今天我在堪布這個位子，要我去服從一個年輕被寵壞的人的各個指示，其實蠻不容易。

所以這就是為何有時頭銜或階級是有幫助的。我一直認為，實際上不是因為我，或我所具有的品質，而是因為我有個頭銜。我不是抱怨這件事，實際上我蠻驕傲的，如果我的名字都可以做這麼多事，也蠻值得的。如果明天你們弄個更高的座位，我也坐；這就是我想講的短故事。

以這個故事為引子，我要你們注意一件事。噶當派有一位修行人最受人重視，足堪修行人的典範，噶當派的大師有很多很美的故事。有一次有位噶當派的修行人，他的老師對他說：「我的孩子呀！你一定要好好修行。」這位學生就想：「我的上師一定是要我回去讀經。」幾天後他的老師來了，就跟他講：「哎呀！讀經太好了，但是你除了讀經，還要修行佛法。」這個學生想：「喔！老師說修行佛法，那一定是去繞塔囉？」他就去繞塔。幾天後他的老師來了，看見他在繞塔，老師就跟他講：「孩子呀！你現在做得太好了，除了這個你還要修行佛法。」他就想：「老師的意思一定是修定。」後來他老師又講同樣的話。這種情形一再重複，最後學生就問老師：「你每次都叫我修持佛法，我都這樣做，你還是叫我修持佛法，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他的老師說：「放棄你對於此生的執著！」「只要你認為這一生這些東西是有價值的，你就不是在修持佛法。」這個故事我聽了好多遍，看了也上百遍，這個故事當然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但我自己沒辦法過這種日子。但坐在我左手邊這個人，他過著這種日子。

其實以他的能力，以他的知識，他可以得到這一生他想得到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他絕對沒有興趣。堪布仁波切到印度後我非常高興，馬上把學生召集來。第一件事就是趕快替他做一件新袍子，因為他那舊袍子真難看。那時學校並不富裕，我還記得當時只要一下雨，就到處漏水，但是當堪布仁波切開始講課時，他絕不會停下來，他不願意休息。學校當然有很多人講週末呀、禮拜六、禮拜天呀，然後放假等等；我跟他講，該放假了，他說：「啊？為什麼？」他說：「我們沒時間了！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論或至少這個偈頌講完。」他教得太努力了，病得很厲害。早上的課通常到十二點半才講完，講完了就躺在床上。那時我又運用我的階級了。我說：「你不能這樣子，你一定要停下來，然後去醫院看病。」當然堪布仁波切因為對欽哲確吉羅卓這種極大的信心和尊敬，以及我是確吉羅卓的轉世，所以堪布仁波切馬上去醫院，但是他不肯休息。

後來我才搞清楚，叫他教書是讓他休息最好的辦法。我們講的時間是早上六點開始到十二點半，這中間只有兩堂課，這都發生在印度。我講的時候，好像這是多麼嚴重的一件事，好像他教六個小時，每一堂課時間這麼長，又不願意休息，但這跟他在監牢裡做的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在文化大革命最嚴重的時期，所有的事都限制地非常嚴格，那時不要說沒有經書，沒有論著可以看，甚至喉結都不能動一下，喉結動一下獄卒馬上說你一定在偷偷念咒，你反革命等等。他在這種狀況之下教他這些獄友，最先教他們經論的本頌，當然他是用最秘密的方式教的。幾個月之後，當學生把本頌學完了，他開始教解釋本頌的論著，同時他們該挖地就挖地，該割草就割草，勞動營裡該做的任何事情他們都照做。堪布仁波切說，他們的監牢原來是個寺院，大便小便都在那個地方；在二十年的牢獄生活中，唯一的娛樂就是看著牆上壁畫所畫的佛本生傳記。我很喜歡拍電影，如果真的拍得成功的話，我一直想把堪布仁波切的故事與佛的十二種行道事業連在一起，拍一部片子。

宗薩佛學院建立後，學生越來越多，堪布仁波切歡迎任何一個人。如果任何一個學生來有兩個腦袋，屁股上長了尾巴，堪布仁波切也不會問他：你到底是哪一個。

只要有人想學習佛的智慧都歡迎。身為一個佛法的修行人，我們經常看很多經、論，但是非常不容易碰到一位可以成為我們模範的人，這種人非常少。

我覺得堪布仁波切是一個活生生的典範，因為我們有這樣好的功德，堪布仁波切才用他那雙肉腳，還在我們地球上走來走去。也許二、三十年後，我們可以講：喔！曾經有一位大師如何如何…，但是這樣講沒用，至少現在我們能活生生的看到他，所以我要求大家，好好看一下堪布仁波切，同時我衷心建議你們別看我…。

現在堪布仁波切已經從我手上接手管理北印度宗薩佛學院，因為他對於仁波切名字的尊敬，堪布仁波切到現在都還經常問我：「我該不該做這件事呢？或我該怎麼做…，這類的問題。」我最近還用很強烈的語氣跟他說：「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不要再問我了。」事實上我相信堪布仁波切比相信我自己還多。

最後，在座有許多人是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的學生，包括我自己，我們都祈禱，發願，堪布仁波切能活得長久，這樣我們就能看見一個活生生的典範。如果我們想要達到這個目的，有一件我們立刻可以做的事，就是放生。我兩年前就開始做放生，希望大家也以個人的身分這樣做。不要想跟我一起放，我經常會忘掉；不管你在哪裡，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我想現在我該閉嘴，趕緊離開這個法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