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北投區奇岩路151號中和禪寺後山章嘉活佛舍利塔需要您的探訪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 開示

西藏人有很多壞習慣，其中一個壞習慣，就是經常有人把一個人的名字所代表的階級，看得比那個人的品質還要重要。舉例來說，我自己，不管你相不相信，或是真是假，現在用蔣揚欽哲仁波切轉世的這個名字，上一世欽哲仁波切正好是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的老師，所以從階級的立場來看，我坐得比堪布高。但在今天晚上開示之前，我要先告訴你們，你不該受座位高低的騙。實際上就是因為階級的緣故，讓我吃這樣的苦頭，必須坐得比堪布高；其實堪布比我更有學問，又是一位好的修行人，更是我的老師。

雖然這樣說，有時候頭銜或階級還是有它的功效，如果不是因為這個頭銜、名字或階級的緣故，堪布仁波切不會在這個地方，因為如此，我現在要講個短故事給大家聽，同時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永遠忘不了1982年的冬天，那年我在錫金的西部，預備建一所小學校。那裡非常落後，沒有電，那天晚上，連燈都沒有，那時有一位又老又疲憊，連衣服都穿不好的一位老人到我這裡來；他背後背了一個很大的包包，他向我頂禮三次，而且好像有一點顫抖的樣子。我問他：「你是誰？」他說：「我是貢噶旺秋，我今天到這裡來，是因為你叫我來的。」

這之前當然有更多的事情。

我22歲時剛好完成佛教哲學的訓練，我問我的根本上師，我這一輩子該怎麼過？多半根本上師都回答，我這一生應該努力試圖恢復宗薩佛學院。

宗薩佛學院，以前在西藏是非常聞名的一所學校。一直到今天，實際上在西藏一些最出名的學者、作家，尤其是薩迦、寧瑪和噶舉這三派，大都出身於宗薩佛學院。

這些從宗薩佛學院畢業，現在很出名的，當然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是其中之一，另外在美國的種巴仁波切、達湯祖古、常來臺灣的堪布阿貝仁波切等，這些學生都做了很多佛教的事業。

文化大革命是件很大的災禍，所以當我的上師要我試圖恢復宗薩佛學院時，我不只沒錢，甚至沒任何主意來恢復學校。現在回想起來，真的不知當時那種狀況，如何能將學校發展成今天這麼大。到今天為止，宗薩佛學院大概有來自110所不同寺院的僧侶到這裡讀書，當然現在宗薩佛學院還不算很大的大學。

要建立一所學校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老師。我不知你們對這瞭解多少，我舉個例子，我以前在研讀般若經時，那時18個人共用一本教科書，狀況是如此艱難，所以當我的上師跟我說，應該要恢復宗薩佛學院時，這實際上是件非常巨大的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還沒有開放，但那時和外界的溝通已經開始了。所以那時我偶爾會碰到剛剛從大陸逃出來或出來的人。那時我聽到他們說，有幾位宗薩佛學院非常有學問的學生還活著，其中一位是堪布倩拉興給，另外有一位目前是四川宗薩佛學院的校長貝瑪達木卻，還有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

那時我根本不知這三位堪布的地址，我寫了很多信，也錄了錄音帶寄去，跟他們講說，我應該是確吉羅卓的轉世，或有人把我看成是確吉羅卓的轉世。現在我的上師要我恢復宗薩佛學院，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找老師，你們三位堪布如果可能的話，最好三位都來，或至少有一位能到印度來見我。

堪布倩拉興給是其中最資深的，但是他的兩隻腳在文化大革命時受傷，沒辦法到印度來。堪布貢噶旺秋那時還在監牢裡，他先接到我的信，然後收到錄音帶。後來我與堪布仁波切談話時，他告訴我從接到信的那一天起，他就下定決心，只要他從監牢被放出去，就立刻到印度去。

那時堪布仁波切其實已經服完刑期，但是因為官僚體系所以還需要一陣子才能被放出去。到印度之前，他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替他僅存的妹妹建一棟房子。然後，他就從四川一路「走」到印度，這不是開玩笑，現在我們到哪去都坐車，還抱怨坐車好辛苦，很累；可是這位坐在我左邊，看起來好像很脆弱的人，竟然從四川走到印度。那時他只想一件事，就是恢復著名的宗薩佛學院，然後就在剛才說的時間，在錫金他第一次見到我。

當時我不知他如何想，我只能猜他的老師蔣揚欽哲確吉羅卓是二十世紀最偉大，最頂尖的上師，可是三十年後，他看到坐在法座上這位年輕、被寵壞的人，應該是他上師的轉世；如果情況反過來，假如今天我在堪布這個位子，要我去服從一個年輕被寵壞的人的各個指示，其實蠻不容易。

所以這就是為何有時頭銜或階級是有幫助的。我一直認為，實際上不是因為我，或我所具有的品質，而是因為我有個頭銜。我不是抱怨這件事，實際上我蠻驕傲的，如果我的名字都可以做這麼多事，也蠻值得的。如果明天你們弄個更高的座位，我也坐；這就是我想講的短故事。

以這個故事為引子，我要你們注意一件事。噶當派有一位修行人最受人重視，足堪修行人的典範，噶當派的大師有很多很美的故事。有一次有位噶當派的修行人，他的老師對他說：「我的孩子呀！你一定要好好修行。」這位學生就想：「我的上師一定是要我回去讀經。」幾天後他的老師來了，就跟他講：「哎呀！讀經太好了，但是你除了讀經，還要修行佛法。」這個學生想：「喔！老師說修行佛法，那一定是去繞塔囉？」他就去繞塔。幾天後他的老師來了，看見他在繞塔，老師就跟他講：「孩子呀！你現在做得太好了，除了這個你還要修行佛法。」他就想：「老師的意思一定是修定。」後來他老師又講同樣的話。這種情形一再重複，最後學生就問老師：「你每次都叫我修持佛法，我都這樣做，你還是叫我修持佛法，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他的老師說：「放棄你對於此生的執著！」「只要你認為這一生這些東西是有價值的，你就不是在修持佛法。」這個故事我聽了好多遍，看了也上百遍，這個故事當然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但我自己沒辦法過這種日子。但坐在我左手邊這個人，他過著這種日子。

其實以他的能力，以他的知識，他可以得到這一生他想得到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他絕對沒有興趣。堪布仁波切到印度後我非常高興，馬上把學生召集來。第一件事就是趕快替他做一件新袍子，因為他那舊袍子真難看。那時學校並不富裕，我還記得當時只要一下雨，就到處漏水，但是當堪布仁波切開始講課時，他絕不會停下來，他不願意休息。學校當然有很多人講週末呀、禮拜六、禮拜天呀，然後放假等等；我跟他講，該放假了，他說：「啊？為什麼？」他說：「我們沒時間了！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論或至少這個偈頌講完。」他教得太努力了，病得很厲害。早上的課通常到十二點半才講完，講完了就躺在床上。那時我又運用我的階級了。我說：「你不能這樣子，你一定要停下來，然後去醫院看病。」當然堪布仁波切因為對欽哲確吉羅卓這種極大的信心和尊敬，以及我是確吉羅卓的轉世，所以堪布仁波切馬上去醫院，但是他不肯休息。

後來我才搞清楚，叫他教書是讓他休息最好的辦法。我們講的時間是早上六點開始到十二點半，這中間只有兩堂課，這都發生在印度。我講的時候，好像這是多麼嚴重的一件事，好像他教六個小時，每一堂課時間這麼長，又不願意休息，但這跟他在監牢裡做的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在文化大革命最嚴重的時期，所有的事都限制地非常嚴格，那時不要說沒有經書，沒有論著可以看，甚至喉結都不能動一下，喉結動一下獄卒馬上說你一定在偷偷念咒，你反革命等等。他在這種狀況之下教他這些獄友，最先教他們經論的本頌，當然他是用最秘密的方式教的。幾個月之後，當學生把本頌學完了，他開始教解釋本頌的論著，同時他們該挖地就挖地，該割草就割草，勞動營裡該做的任何事情他們都照做。堪布仁波切說，他們的監牢原來是個寺院，大便小便都在那個地方；在二十年的牢獄生活中，唯一的娛樂就是看著牆上壁畫所畫的佛本生傳記。我很喜歡拍電影，如果真的拍得成功的話，我一直想把堪布仁波切的故事與佛的十二種行道事業連在一起，拍一部片子。

宗薩佛學院建立後，學生越來越多，堪布仁波切歡迎任何一個人。如果任何一個學生來有兩個腦袋，屁股上長了尾巴，堪布仁波切也不會問他：你到底是哪一個。

只要有人想學習佛的智慧都歡迎。身為一個佛法的修行人，我們經常看很多經、論，但是非常不容易碰到一位可以成為我們模範的人，這種人非常少。

我覺得堪布仁波切是一個活生生的典範，因為我們有這樣好的功德，堪布仁波切才用他那雙肉腳，還在我們地球上走來走去。也許二、三十年後，我們可以講：喔！曾經有一位大師如何如何…，但是這樣講沒用，至少現在我們能活生生的看到他，所以我要求大家，好好看一下堪布仁波切，同時我衷心建議你們別看我…。

現在堪布仁波切已經從我手上接手管理北印度宗薩佛學院，因為他對於仁波切名字的尊敬，堪布仁波切到現在都還經常問我：「我該不該做這件事呢？或我該怎麼做…，這類的問題。」我最近還用很強烈的語氣跟他說：「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不要再問我了。」事實上我相信堪布仁波切比相信我自己還多。

最後，在座有許多人是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的學生，包括我自己，我們都祈禱，發願，堪布仁波切能活得長久，這樣我們就能看見一個活生生的典範。如果我們想要達到這個目的，有一件我們立刻可以做的事，就是放生。我兩年前就開始做放生，希望大家也以個人的身分這樣做。不要想跟我一起放，我經常會忘掉；不管你在哪裡，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我想現在我該閉嘴，趕緊離開這個法座了。

大堪布 貢噶旺秋略傳(太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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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上的世界盃】導演欽哲諾布如此形容他的老堪布（漢譯住持）貢噶旺秋：
「這樣一位數一數二的哲學家，就算是在印度也少見的學者，
竟然有如此坎坷傳奇的經歷，他的一生簡直就是經典電影素材…」

欽哲諾布的學名是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他是在西藏創辦宗薩學院的欽哲導師
（蔣揚欽哲旺波）的第三代轉世，
對於自己生來具備的頭銜有非常詼諧的註解，
他說：「我到底是不是欽哲轉世，我的隨從比我還清楚，
如數家珍彷彿他們自己身歷其境，我呢？建議你們還是存疑好了…」
貢噶旺秋是上一世蔣揚欽哲（卻吉羅卓）的學生。

1980年出獄後已六十歲的大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
接受第三世欽哲的邀請到印度比爾的宗薩學院任教至今二十年，
相繼培養出上百位等同碩士、博士學位的弟子，
分別接受各地寺院的邀請任教或就職住持，
因日漸聲名遠播而吸引藏地學子紛紛冒著風雪險地拔山涉水前來就讀，
就連達賴喇嘛亦常推薦優秀學生前往受教，在老堪布剛到比爾時，
達賴喇嘛邀請老堪布每星期往返達朗薩拉授業長達三年，
每回都親自到居所外迎接，並在其下車當下頂禮，
老堪布也立刻回禮，兩人就這樣當街對拜起來。
對於擁有藏傳佛教薩迦派傳承哲學辯思的堪布貢噶旺秋，
欽哲諾布如此推崇：「在西藏地區的三大哲學家，一位往生、一位半身殘廢，
如今只剩下堪布貢噶旺秋，
他是我們西藏人可引以為傲地拿來與印度哲學家相抗衡的極少數學者之一，
對於哲學辨析的縝密度，我尚未遇見比他更高明…」

由於老堪布不忍拒絕長途而來的殷切學子，如今宗薩學院人滿為患，
從最早期一、二十位學生增加到現在三百多位學僧，衣食教材全數由學院免費供應。
看到那些願意寒夜瑟縮在走道迴廊住宿、天未亮即開始誦經、辯論的孩子們，
老堪布有無限的憐惜，頂著近八十歲高齡，三年前開始到台灣佈施寶地化緣，
既驚訝台灣人的慷慨好施又疼惜此地佛子尋法的急躁無章法，
便義不容辭地開始系列佛學講座，沒想到修法、灌頂人山人海的貴寶地，
遇上珍貴的佛法竟然是如此人煙車馬稀，更讓老堪布卯足了勁地教學，
他說：「我收受了那麼多慈悲的佈施，一定要有所回饋…被中國人看管了二十一年，
看到台灣人就好像看到家鄉親人般親切，一點兒也不生疏。
即使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邀請，
我還是要用所餘不多的有生之年在此紮下法緣根基，
願此地善心有真實不虛的回報…」

在台灣的邀約行程已排滿至兩個多月後，今年八十歲的老堪布頑皮地說：
「我的一生如此長，怎麼有時間說得完？」正擔憂著讓老人家回憶是否僭越，
他已開始了平靜的敘述：
「出生後，從有記憶開始我就想修行，平時若有機會經過寺廟、
看到僧人就更想出家。因為身為家中長子，
必須幫忙撐持家務，若出家就無法與父母同住，更不能協助家人了，
即便是讀書認字也遲至十二歲才由父親在閒暇時間歇性地教導，
不像其他的孩子五、六歲就開始上學了。」
不無遺憾地，老堪布表示自己到十八歲才有機會進入寺廟正式學習佛法，
而就在那年，父親過世了…

大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最早進入的寺院是江達縣的多系寺，
從堪布圖登蔣稱受沙彌戒，
自此開始學習佛法並同時打理寺院雜務及服侍長者的工作。
次年，十九歲的貢噶旺秋到衛藏（拉薩）朝聖，
依於薩迦哦巴的傳承，順道前往位於日喀則的峨寺（薩迦派哦巴支系的主寺）
從堪布塔澤堪千受比丘戒，
同時參加為期三個月的道果教法。二十二歲那年，
由於堪布圖登蔣稱接受蔣揚欽哲卻吉羅卓的邀請前往
位於四川甘孜縣德格的宗薩學院任教，
已隨侍上師堪布圖登蔣稱的貢噶旺秋也因此進入宗薩學院就讀直至三十歲，
並得以親近當時的宗薩寺主卻吉羅卓仁波切。三十一歲被派往多系寺任職堪布，
三十六歲又轉任瓦惹寺堪布直至三十九歲被捕入獄。

老堪布回憶十八歲那年夏天入學，剛好是多系寺成立佛學院的第二年，
入學前，藉著借用經典，
老堪布在舅舅的鼓舞下曾在學院開課時前往觀摩學僧上課情形，
並在課堂外悄悄旁聽記誦，返家時，
一一詳細清晰復述剛剛聽來的藏梵經文解析，舅舅當下讚嘆姪兒真該是讀書的料，
讓等待已久的老堪布歡欣不已。入學後，肩負寺院眾多茶水雜務的老堪布時間不多，
常需犧牲睡眠時間閱讀，然而有機會如願學習佛法，讓一切的辛勞都變得甘甜。
除了佛學知識研究，日常的皈依四加行以及結手印、法器使用、畫壇城、
做薈供食子、禪坐都成了必備的功課，這段時光也是最豐富快樂的記憶。

對於因宗教信仰被捕入獄，老堪布沒有任何遺憾或怨恨：
「我不是因為犯罪傷人或行為過失被捕，因此心裡沒有負擔，
較能坦然面對這樣的災難，
由於佛學知識讓我接受這是過去生所造的業才有這樣的果，
能夠有機會償還業債、清淨業障是種福氣，
對那些入侵西藏的中國人就不會產生任何怨恨了。
也許是因為這樣的心態吧！我在獄中鮮少受到粗暴的對待，
遇上任何的指責都立刻認錯道歉，
看起來似乎狡猾，卻也出於真心的無掛礙，才能坦然接受任何的不合理安排，
反而較能避開嚴厲的獄中刑罰。
那些因為政治抗爭或地主身分被抓的囚犯沒有這種想法，便吃了很多苦頭，
硬碰硬，很容易自絕生路…
我很幸運地擁有多年佛學訓練基礎，身體雖遭到囚禁，然而心卻依然自由…」
常偷機背誦經文給獄友聽的頑皮堪布，有時被同伴告狀的應對方式很有趣：
人家說甚麼都立即點頭認罪絕不回嘴。

自1959到1980（毛澤東死亡以前）年間，老堪布被遷移到過許多監獄，
獄方每星期都要更換同伴讓獄囚無法彼此熟悉，
開批判會議時便能毫不留情地彼此揭發攻擊，
就連發呆靜坐都會被懷疑是進行思想叛逆（疑似宗教祈禱活動），
老堪布只得在勞動行走間或遇上善良的同伴時，才敢默默地復誦經文。
當時，西藏地區所有的經典、寺廟都已焚毀，出家人一律被迫還俗，
若有不從則被補入獄，對老堪布來說獄內獄外毫無差別，
沒有佛法就沒有生存的意義，那麼死亡反而是種解脫。因此，
當老堪布的十年刑期被延長為二十年，幾乎沒有受到絲毫情緒干擾，
時間已失去意義，
反倒是意外發現自己不期然地活了下來，未如自己預期地早早亡故。

1978年毛澤東死後，大陸當局政策放寬，1979年達賴喇嘛派代表返藏，
大陸政府開始逐漸五十成百地釋放囚犯，老堪布也在1980年被釋放。
就在出獄前兩個月，老堪布收到了宗薩欽哲仁波切的邀請函，
獲知上師卻吉羅卓在錫金往生，
而其再來人已十八歲即宗薩欽哲仁波切，
正急切地在印度籌組規劃讓宗薩佛學院復校，
讀信時又悲又喜… 老堪布便在心中開始了逃離西藏的計劃…

雖被釋放仍有人伺機監視，於是，老堪布很小心地返鄉探親，
讓妹妹幫自己找到宗薩學院附近的山洞去閉關八個月，
期間又收到兩次宗薩欽哲仁波切的懇切邀請函，
老堪布即著手規劃看似朝聖拉薩的逃亡之旅，
沒有攜帶任何同伴以避免節外生枝，
沿途機動性地迂迴著路線選擇難民潮團隊跟隨，
一路驚險萬狀地看著同胞被槍殺或掉入懸堐深溝，
心裡打算著就算半途喪命也了無遺憾，能夠協助上師轉世重建學院是萬幸，
若不幸早故，回顧過往曾習得珍貴佛法並得以將所學傳播下一代，
已非常滿足得死而無憾，便坦然孤獨地走入這長達七個月的艱困之旅…
好不容易在錫金見到宗薩欽哲仁波切，
竟然激動得整日泣不成聲，衣衫襤褸的疲憊慘況把這年輕的上師驚呆了。
老堪布只休息月餘便開始教學，著急著年事已高，
不知還能貢獻多少時間給學子，沒想到，又多活了二十年。

來台弘法三年多來，老堪布發現台灣的佛子很年輕，
對法的追求熱情有餘根基不足，在台灣相信佛法的人不多，一但有機會學習、
升起信心後便非常恭敬，不像在西藏處處是佛法，
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無處不是佛法，接觸佛法不是稀奇事，
也就沒有台灣人那股積極熱衷的學佛熱誠。
台灣還有一種特別的佛學現狀讓老堪布很驚訝，就是界限嚴明地區隔大乘、
小乘、金剛乘，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嚴肅狀，對西藏人來說是很滑稽的。
在西藏，大小金剛乘是無法區分的，
因為佛子在接受居士或沙彌、比丘戒律之時即已進入小乘基礎，
接著發菩提心進入菩薩道就是大乘佛法的根本，
而金剛乘即為修行大乘佛法的法門之一，
如何能夠切割呢？台灣人對佛法的信心太強烈，不加觀察思索就一窩風地追逐，
一但發現與自己的期望相違便又立刻失去信心，之前的付出努力全數白費，
如此對佛法要義不辨真偽地全盤接受，實在很危險。

老堪布來台期間，曾傳授入菩薩行論、牟尼密意顯明論、入中論、
告誡親王書、俱舍論，雖然聽眾不多，然而聽得懂便會持續地出現，
只要能夠利益一些人，法脈便能夠延續，
那麼，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如何皈依三寶、學習佛法，
自認這垂垂老邁的剩餘價值便有了些許功德，
也祈願這功德能迴向給台灣的殷切佛子，早日獲得佛陀心法，
不再急急忙忙地苦苦四處求法了。